流量为王?数字时代的劳动、绩效与权力

流量为王?数字时代的劳动、绩效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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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泰勒1911年首次提出科学管理以来,规划和执行分离、专业化分工、效率至上的工作管理原则已经逐步渗透到各行各业。然而,创意和知识工作者长久以来被视作“难以驯服”的工种,因为他们通常比其他劳动者享有更多的文化和物质资源,而评析知识生产绩效的相关技术尚未成熟。 

如今,基于数字技术的量化指标改变了这一切——数据、公式、算法,已经成为信息时代越来越多行业运转的核心,这对“打工人”的处境构成了新的威胁。因为有了更多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即便是知识劳工这样“体面”“自主”的工作,从政治竞选、城市规划,到艺术创作,也都面临越来越严苛的劳动控制和考核标准。 

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创造力和知识生产也要用统一、规整的数字指标来衡量和评价,这些工作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国罗格斯大学新闻与媒介研究助理教授Caitlin Petre的新作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Click: How Metrics Are Transforming the Work of Journalists 试图从数字转型中的新闻业入手,回答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通过深入调查受众数据分析公司Chartbeat,同时比较其两大客户《纽约时报》和Gawker Media,Caitlin发现,人、组织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

新闻编辑室的新技术,被量化的创意劳动

新闻业的数字转型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然而,少有研究将焦点放置在专业的数据分析工具之上。在Caitlin Petre看来,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产品不可能从研发实验室空降到市场,其特定的功能和属性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谈判的结果——包括产品设计师、工程师、营销人员、媒体公司高管、新闻室数据分析师和记者。从数据分析工具入手,便能够切入复杂的新闻劳动和生产过程。

成立于2009年的Chartbeat很快就成为了极佳的案例。彼时,Chartbeat是第一家专门为新闻编辑室的记者提供受众数据的网络分析公司。到2013年8月,Chartbeat的数据分析工具已经被美国和另外60多个国家的5万多个新闻编辑室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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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beat主打“实时”的网络分析。该公司的标志性工具是Chartbeat出版仪表盘,这个网页能够向使用者展示目标受众的各种指标:每个特定的文章页面上当前有多少实时访问者,浏览的平均时间、推荐来源、访问频率,读者位于世界何处,有多少比例是通过移动端浏览的……等等。同时,还有一块大屏幕根据实时访问者的数量对新闻网站的所有作品进行排名,并展示在办公室墙上。

除了深入Chartbeat位于纽约市的总部办公室、观察产品从测试到落地的全过程,Caitlin Petre还采取了比较案例的方法,研究这一技术如何在具体的工作场景中应用。

第一个案例是美国老牌新闻业的代表《纽约时报》,这一传统机构正面临着数字时代的转型阵痛,对新技术的态度相当保守。而第二个案例 Gawker Media 则是典型的数字新贵,这个新闻网站主打在线博客,对所谓的新闻业传统不屑一顾,毫不掩饰地依赖量化的绩效指标来评估作品、网站和编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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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Caitlin Petre发现,作为管理工具的分析技术要想赢得媒体公司的青睐,就必须通过精心的软件设计消解员工们的抵触情绪,打入组织内部,悄无声息地制造无尽的“赶工游戏”。而记者们也迅速找到了和新技术周旋的方法,巧妙利用数据解释的模糊性论证自己的工作绩效。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引进还引发了组织管理结构的动荡,记者和编辑们围绕数据的控制权和解释权展开了新的斗争。

流量游戏,压迫还是赋权?

社会学家 Michael Burawoy 曾经提出过经典的论断:仅依靠管理者的强迫并不能形成劳动纪律,这当中还需要“制造”工人的同意。正是这份同意,让工人们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并在无意中助长了对自我的剥削。但是,鉴于知识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建立在高度自主的基础之上,这一过程是如何在记者群体中得以实现的呢?

作者的研究指出,传统的劳动纪律量化工具往往由管理者掌控,但Chartbeat选择直接与被管理者建立强大的联系,这让管理看起来更加“人性化”,也更加无孔不入。在Gawker,所有编辑人员都可以自由使用Chartbeat仪表盘,没有强制的要求,也没有上司会来干预。正是这种非强制性,让许多Gawker的记者认为他们对Chartbeat的“上瘾”是个人意志力的失败,而非不稳定劳动和管理压力的共谋结果。

Chartbeat的美学设计让劳动过程变成了令人上瘾的数字游戏。仪表盘明亮的颜色和波动的数字提供了沉浸式的视觉体验,位于仪表盘左上角的“并发数”显示着当前某个网站上的访问者数量,每隔几秒钟就会随着访问者的登陆和离开而变化,表盘上的指针也会随之颤动。一个故事可能会上升到首页排行的榜首,片刻之后就被迅速取代。“转瞬即逝”的体验在用户中引发了强烈的“害怕错过”的情绪:哪怕是片刻离开Chartbeat仪表盘,都可能导致你错过一些令人兴奋或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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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自己也经历了这种奇幻的催眠效果。在Chartbeat办公室的一个慵懒的下午,我坐在一张空桌前,对面是一面办公室的墙,墙上投射着一个巨大的不断更新的Chartbeat,显示着所有客户网站的同时访问人数。

在我观看的这段时间里,这个数字从刚刚超过600万的同时在线人数下降到刚刚超过500万。看着数字下降,每隔几秒钟更新一次,我几乎没有时间在屏幕上记录当前的数字,然后它又改变了——这真是奇怪地令人着迷。

不过,Chartbeat并非铁板一块的压迫性存在,管理工具也能巧妙地为被管理者所用——数字可以让人沉迷劳动,却也能让边缘群体在工作中拥有更高的议价权。截至2015年底,Gawker的编辑团队中男性占71%,白人占77%,新闻编辑部的最高级别基本上由白人男性主导。几位女性员工告诉作者,当她们准备要求加薪或晋升时,她们会主动仔细整理自己的流量数据。这种策略并非万无一失,却为劳工议价提供了宝贵的有力论据。

除了对抗有偏见的老板之外,记者们还利用指标筑起了强大的心理防线,用来应对刻薄的评论者。面对负面评论的冲击,一些工作人员将读者评论和衡量标准对立起来,利用后者来保护他们的专业自主性和自我价值感。

一位收到了种族歧视评论的记者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我们今早突破了9000个,这很了不起。我把这个屏幕截图了。这是一个提醒,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即便有人在早上7:30对我破口大骂,我还是可以自信地说,我很擅长我的工作。……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说在走下坡路,肯定不会还有这么多的读者!”

信息时代的办公室政治,核心是数据权力

Caitlin Petre还发现,数据远非精确,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许多。在新闻业中,至少有三种类型的解释模糊性:第一,意义的不确定性。对于大多数记者来说,不同的故事、栏目、作者或出版物在质量上是不同的,但他们并不清楚这些差异应该如何用数字来表达或说明。第二,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当一篇文章让人失望或意外走红,记者往往并不知道其背后的原因。这种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又导致了第三种模糊性,即行动的不确定性。由于不清楚为什么一篇文章吸引了更高的流量,而另一篇却没有,记者们经常不知道如何调整他们的工作策略。

一篇流量被认为不尽如人意的文章,与一篇被认为是流量大户的文章相比,会有不同的定位和宣传;相似地,一个被认为擅长写作爆款文章的记者,与一个在这方面屡屡受挫的记者相比,可能会有迥异的职业轨迹。鉴于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谁能掌握理解和解释数据的最终权威,谁就拥有了权力——新技术的引进往往会引发组织管理结构的动荡,在新闻业,记者和编辑们围绕数据的控制权和解释权展开了新的斗争。

Caitlin Petre在新闻编辑室开展的深度访谈表明,很少有数据是真正客观的。新闻数据的解释模糊性为编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强化他们决策的合法性。例如,常常有编辑为了支撑自己在脑海里已有的决策,直接从数据里找出自己想要的指标,来说服记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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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指标的解释模糊性也对编辑的权威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记者有机会接触到指标,他们就可以对数据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利用这些解释来质疑编辑对新闻报道位置和时间的安排。这很有可能破坏传统的新闻编辑室的等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编辑是新闻价值的最终仲裁者,也是新闻机构中声誉、奖赏和惩罚的主要分配者。

因此,《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高度限制记者对数据的接触。他们认为这些数据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不仅威胁到报纸的新闻质量,也威胁到自己的管理权威。编辑的全部工作都建立在他们的判断力之上——如果某种指标能够取代这一点,这将危及他们的生计和工作价值。

另一位受访者Tara是Chartbeat的长期雇员,她解释说,在Chartbeat分析仪表板的第一次迭代开发过程中,Chartbeat建立了一个分层权限系统,允许记者看到详细的指标,但只有他们自己的报道的数据。然而,许多传统的新闻机构甚至连这一功能都拒绝引入,因为编辑们担心记者会“滥用”数据。限制数据在新闻编辑部内的流通,垄断数据的解释权,这被认为是编辑们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

当然,不同组织对技术的处理方式可能截然相反——相比之下,Gawker的编辑们即使想实施数据控制,也没法做到,因为该公司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访问若干种流量指标。因此,Caitlin Petre 层次丰富的比较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向我们展示信息时代新闻业多样化的数字变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技术、组织和个体之间复杂的权力协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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